摘要：[18] 由于与反法同盟军队战争的失败，1814年4月3日，元老院与立法院宣布罢黜拿破仑。 ...
此后，党政分开的主张却偃旗息鼓，对于实践中出现的党政一体的微弱批评也销声匿迹 [24]。
4.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习总书记12·4讲话强调要让宪法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让宪法家喻户晓。
来源：《检察日报》2013年12月4日。解决这些冲突，不能仅仅依赖修宪功能，还要积极发挥宪法解释功能。法律顾问制度也包括宪法顾问制度，对重大的国家决策、重要的法律制定以及重大的外交政策制定等方面提供宪法咨询和意见，以保证重大决策的合宪性。换言之，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党内法规是无效的。《决定》要求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
许多国家都为中央国家机关设置专门的宪法顾问，为各种决策和权力行使提供咨询，保证其合乎宪法的要求，避免违宪的公权力行为出现。7.将12月4日法制宣传日改为宪法日。这也使得行政机关获得了很大的独立性，并且导致了法国所特有的行政纠纷解决专门机构——行政法院的产生。
参看Jean Gicquel, Droit constitutionnel et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Montchrestien, 1999, p419. [26] 此次公民投票的结果是，7 824 000票赞成，253 000票反对，2 055 000人弃权。在西耶斯主导下起草的共和VIII年宪法（即1799年宪法）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然后对国家权力的组织依次作出了规定：元老院(Sénats conservateur)，立法权，政府，法院，公职机关的责任，最后一部分是总则。有学者就指出，其转折点就是1971年的那个裁决，而事实上，1960——1970年的一系列裁决已经在为此做出准备。[21] 有学者认为，1830年宪章是对1814年宪章的重复和修订之后的第二版，尽管修改不多，但基本立场有了显著的不同。
宪法学家奥里乌(Maurice Hauriou)在1929年指出：根据国家宪法的规则，任何公共权力机构都不具备无限主权，使之在行使权力或履行职能时不受控制……不可控制的主权仅在于国家，且它完全不可委代。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毫无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
参见张千帆：《认真对待宪法——论宪政审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外法学》2003（5），560-580页。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宪法委员会在1958年宪法制定过程中被视为实现理性化的议会制度的一种附属设计，一种防止议会侵入行政立法保留领域的制度保障，但是不管怎么样，宪法委员会一旦得以建立，其地位和作用的发挥就不能完全依赖制宪者的设想。而孟氏所考察的英国则发展出了一种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融权。各界‘政府全是依靠妥协而组成的，刚一成立就四面受敌，有时由于内部倾轧和意见分歧随即发生动摇，以致成立不久就被一次投票所推翻，而这种投票往往只能表达那些迫不及待想当部长的人们的欲望，结果竟使内阁虚悬的时间长达几个星期之久。
尽管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但他们并不具备超越宪法的权力，而是应被宪法所控制，且凡是试图超越宪法控制的立法都应被判决无效。因此，理解法国宪法制度的发展不能简单地靠理论的分析和学说的梳理，[81]还要联系其制度演变的过程和历史文化背景进行考察。卢梭的民主思想很快被人们所接受，并成为大革命时期的主导语言，托克维尔对此曾指出：起初人们只说要更好地调整阶级关系，但很快就起步、奔跑、直奔纯粹的民主观念。（2）议会改为两院制，即国民议会（l'Assemblée nationale）和共和议会（le Conseil de la République），国民议会掌控议会立法、监督、财政权，共和议会的权力相对要小的多。
他特别指出，为了更好地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别存在，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如果有了派系存在的话，那么就必须增值它们的数目并防止它们之间的不平等，这种防范方法是使公意可以永远发扬光大而且人民也绝不会犯错误的唯一方法[50]。比如，除了上述的审查内容之外，宪法在第61条第2款还规定了对普通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在第54条规定了对条约的合宪性的审查。
4月6日，拿破仑签署退位诏书放弃帝位，元老院决定恢复原来的君主制并通过了一项元老院法令（constitution sénatoriale），波旁王朝复辟。大革命时期的刑法典还规定，对于法官干涉立法权的行使，停止或中止法律的执行，以及干预行政权的行使，抵制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以失职罪论，并规定处以剥夺公权的处罚。
因此，1791年宪法标志着法国宪法发展演进的起点，后来法国各部宪法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此部宪法的一种回应。[36]早在1946年6月，戴高乐就在其贝叶演说中提出了他的制宪主张，但在当时并未被各方政治力量所接受。作者认为，冉森派和高等法院是站在没落贵族的立场上批判专制主义的，这种批判不可避免地带有保守的甚至反动的色彩。6月18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彻底失败。转引自胡锦光：《论法国宪法监督体制》，246—247页。根据这项概念，立法和司法权力在其相应领域内具备同样主权。
宪法规定立法权由两个院来行使：评议院（Le Tribunat），100名成员，负责讨论并决定是否通过法律草案。如果不信任案遭到否决，原来的提案人在同一会期中，不得再提不信任案，不过本条第3款所规定的情况不受此限制。
[83] 王学辉，郑琦：《依法行政的历史考察——兼谈依法行政阶段论》，载文正邦等合著《宪法与行政法论坛》，第1辑，155页，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9月30日，制宪会议自行解散。
[102] Fran?ois Luchaire,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Tome I – Organisation et attributions: économica, 1997,p.13. [103] 胡锦光：《论法国宪法监督体制》，247页。参看吕一民：《法国通史》，138页，上海，上海社会学院出版社，2002。
另外的一个历史背景则是，这一帝国创造了法国工业腾飞的奇迹，给法国人民生活带来了改善，甚至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最终波拿巴淡出历史舞台不是因为法国人民的抛弃而是由于普法战争的失败。8月9日，奥尔良公爵路易#8226;腓立浦接受了修改后的宪章，并即位成为法国人的国王，七月王朝建立。后来，司法审查被认为是维护任何既得利益的工具。第二部分集中对元老院(Les Sénats conservateur)的组织、运作和程序作出规定（当然其他部分也涉及到元老院和其它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内容），其主要职责是审查立法院表决通过的立法案是否违反宪法，并最后将审查合宪的法律呈送第一执政公布。
如果立法权力侵犯了宪法规则，那么它就不能把加入这一侵犯的责任强加于司法权力。[82] 钟国允：《论法国宪法委员会的组织及其合宪性审查程序》，《清华法学》，第七辑，5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国家元首有权任命部长，当然也包括任命总理。[88]最终，虽然制宪者们基于恐怖执政（La Terreur ，1793-1794)的教训注意到对多数暴政的防范，但还是以两院制议会这一政治化的制度设计来加以解决，西耶斯的主张被拒绝。
他的政治思想提前建立了雅各宾主义和革命语言的概念框架，这首先是因为他的哲学前提（个人经由政治而得以实现），其次是在他那里，历史行为新意识与人民本身行使主权的必要条件的理论分析严谨地结合起来了。从这些规定来看，1852年宪法对于共和VIII年宪法中确立的合宪性审查制度还有一定的发展，其所设计的参议院实施的是一套系统的合宪性审查。
孟氏也主张，法律的发展与民族个性、历史甚至气候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关系。[59] 事实上，比卢梭稍微早一个时代的孟德斯鸠则从分权制衡的角度主张立法权不是绝对的，也应该受其它权力的制约，他同时不主张直接代表制，而是认为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然而，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诸多不便，因此，人民必须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做一切他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这种调整需要以审慎、耐心、微妙的活动来实现，以新的机会来摆脱过去的意志给予它的安排和设计，超越制宪者的束缚，实现宪法委员会的重新定位和新生。一开始人们引证和评论孟德斯鸠，最后却只谈卢梭了。
（5）2005年3月1日第 2005-205号宪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 n° 2005-205 du 1er mars 2005)将环境宪章（Charte de l,environnement）引入宪法。[5]1791年9月3日，最终的宪法文本获得制宪议会通过，并在其后不久即被国王接受[6]，这就是法国近代第一部宪法——1791年宪法（Constitution de 1791 - 3 et 4 septembre 1791）。
1948年4月23日，依法举行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104] 另外，超越宪法规定本身，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宪法委员会作用的发挥似乎也不可能有太大的空间。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拉开了推翻封建君主制走向共和制的序幕。[29] 这次公民投票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否希望今日所选举的会议成为制宪会议？（Voulez-vous que l'Assemblée élue ce jour soit constituante ?）公民投票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是（Oui ），那么在新宪法实施之前，您是否赞同公共权力机关将依照选票所附的法律草案（Projet de loi）[29]来予以组织？对于上述第一个问题，96.4%的人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对于第二个问题则超过2/3的人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